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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一段交往

2018-11-24 21:54:23作者: 周重禮、周立軍等 瀏覽:1187我要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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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團結報文史e家


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后期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國青年的精英,從這里走出來的學子在“取經”回國之后,陸續成了中國兩大政黨的風云人物。曾任國共兩黨領袖人物的王明、博古、張聞天、鄧小平以及蔣經國就是從這個學校走出來的。多年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一段交往則鮮見報端。



鄧小平


眾所周知,1925年孫中山先生的逝世無疑是使蘇俄在中國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蘇共首腦集團很快也作出決策,對中國革命投入更大的資本,除了槍炮之外,更亟須創辦一所學校,以孫中山的旗幟,招徠大批中國先進青年到該校學習,其目的在于用馬克思主義培養中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干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干部,并成為以后中蘇關系的紐帶,莫斯科中山大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1925年10月,蔣經國赴蘇聯留學。


當莫斯科中大在中國開始招生的時候,蔣經國還是個15歲的熱血青年,在當時中國政治文化最激烈進步的上海浦東中學就讀。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蔣經國與其他愛國青年一樣,堅決地站在反帝一邊,參加了反英、反日的游行大示威,事后,學校當局以“行為越軌”開除了蔣經國。6月間,其父蔣介石又介紹他去北京進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關押了二個星期。出獄后,蔣經國于當年8月8日從北京趕到廣州面見蔣介石。當時的蔣介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叫得比誰都響,耳濡目染、使蔣經國產生了追求社會主義的思想,因而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至于說蔣介石拿兒子去投機革命,現在看來未必能說清這件事,大凡做父親的,誰不為兒女的學業、前程操心,按照當時蔣介石的處境也不至于拿兒子的命運去冒險,來為表明自己親蘇添一塊砝碼。蔣介石之所以同意兒子留蘇,主要還是希望兒子學有成就,蔣介石對兒子的學業一直抓得很緊,他把蔣經國送到上海、北京讀書,其目的就是給兒子找最好的學校。蔣經國二次鬧學潮都出了事,使蔣介石更加不安。蔣介石在廣州國民政府身居要職,他不但戎馬倥傯軍事繁忙又要與各種政敵角逐,幾乎占據了他的整個身心,如何安排他的這個“大公子”,一時真想不出一個妥善辦法來,蔣介石也曾赴俄考察過,也親眼見過俄國的許多先進東西,現在有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又順了兒子的意愿,加上國共合作正值高潮,革命形勢蓬勃發展就更離不開蘇聯的幫助了。


1925年10月19日,正當蔣介石在東征前線作戰,征得其父支持的蔣經國和第一批22名同學從廣州搭一艘蘇聯輪船赴蘇留學去了。


1926年,中共20名黨團員從巴黎轉道來到莫斯科大學,其中就有當時22歲的鄧小平。


  就在蔣經國到達中山大學之后一個多月,鄧小平也從千里之外的法國巴黎轉道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他來中山大學的原因與蔣經國有許多相似之處。1925年5月30日,帝國主義分子在上海南京路屠殺中國同胞的“五卅”慘案傳到國外,引起海外僑胞的無比憤慨和抗議。時在法國巴黎勤工儉學并擔任中共旅歐黨團負責人之一的鄧小平(時用名鄧希賢)是這些活動的積極組織者與參加者,由于他多次成功地組織了旅法留學生、華工、各界華人舉行集會、游行,聲討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因而在巴黎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巴黎警察當局的跟蹤和監視,正當巴黎當局準備把鄧小平驅逐出境之際,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小平、傅鐘、李卓然等20余人于1926年1月初秘密離開巴黎來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讀于中山大學。


  當時的蘇俄,內戰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創傷尚未恢復,各項經濟建設還沒有走向正規,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卻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據蘇聯檔案記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年預算為一千多萬盧布,還動用了當時十分緊缺的外匯。蘇聯政府盡一切可能保證學校的教學需要和學生的生活,中國留學生享有優于蘇聯教師的待遇。


  在法國,鄧小平他們是社會最低層的外國勞工和留學生,是受到法國警方追捕的秘密共產主義組織的成員,而到了莫斯科,他們則是受到熱烈歡迎的貴賓,成為共產主義干部學校的學員。這一切使鄧小平感到激動。他在自己日記里寫道:“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上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地受黨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斗。”


  中山大學名義上是為國共兩黨培養干部,其實質是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培養干部的,因而中共旅歐支部來莫的同志格外受到青睞,本來他們在法國就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又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因而這些人都分別擔任學校及各班、組的黨團干部,如傅鐘就擔任學校的黨支部書記,鄧小平也擔任黨小組長。到中山大學不久就加入共青團的蔣經國就在鄧小平為組長的團小組里。


  在學校里,鄧小平性格爽朗、活潑、說話幽默、富于組織才華和表達能力,蔣經國特別喜歡這個與自己一樣矮個子的鄧小平,每次蔣經國約鄧小平出去郊游或散步時,除了討論問題,就是請鄧小平講法國勤工儉學和那些驚天動地,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斗爭故事。


  有一次,當左權、傅鐘、鄧小平、蔣經國等在一起散步的時候,蔣經國突然問:“你們干么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小平告訴蔣經國,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在法國撿馬糞掙錢多,干一次,足夠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劃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著那么一條圍巾,這樣既擋風也避灰塵,因此,他們每人也有一條。原來他們是以曾當過清潔工人而感到自豪。


  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拉狄克是波蘭人,早年曾在波蘭、德國、俄國從事革命活動,是第三國際著名的領導者之一,同時他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學者,他能講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好幾種語言。他對中國留學生的學習、生活非常關心,時常到寢室、班組、食堂與學生們親切交談,也頗受中大學生的歡迎。尤其是他講授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是最叫座的一門課,只有這門課,才能把不同班級的學生吸引到一個教室里來。


  拉狄克校長喜歡晨練,而鄧小平、蔣經國卻喜歡晨讀,拉狄克校長每次早上鍛煉身體,總是看到這么二個青年人在林子里讀俄語,有一次他跑過去問:“年輕人,你們俄語學得可好?”蔣經國說:“俄語很難學,也學得很累。”鄧小平說:“俄語是很難學,但我要下決心把他學好。”聽了二人的回答,拉狄克校長狡黠地笑了一下說:“俄語確是很難學,唯一沒有困難的是上帝,我和你們都一樣。”接著說:“我非常欣賞多佐羅夫(鄧小平的俄文名字)的話,要下決心把他學好,你們中國不是有這樣的寓言,叫鐵棒磨成針,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年輕人,把鐵棒磨成針吧。”在拉狄克校長的激勵下,鄧小平、蔣經國的俄語進步很快,成為全校同學的佼佼者。


盡管后來拉狄克校長被打成“托派”頭子,而大多數中大學生認為他是個好校長。

在大革命時期,莫斯科中大被時人稱之為中俄關系、國共關系的“晴雨表”。總之國內一打雷,這里便下雨。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一手策劃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中共黨員、中山艦艦長李之龍,隨后蔣介石借機調動大量軍隊和警察,在廣州市實行戒嚴,扣留中山艦及其他海軍艦只,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駐地,收繳工人自衛隊槍械,包圍蘇聯顧問的辦事處及其住所,監視蘇聯顧問的行動。拘捕黃埔軍校及第一軍共產黨員40多人。“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學生的無比憤慨,就連國民黨學員也感到震驚。學生們在口誅筆伐蔣介石的同時,蔣經國也成為眾矢之的。國內中山艦事件的發生,使蔣經國感到很突然,同時也感到很委屈,面對這突發事件,去找鄧小平。鄧小平聽了蔣經國的思想匯報后嚴肅地說:“一、廣州‘三·二0’事件,說明你父親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場上的,是破壞國共合作的嚴重的政治事件,同學們對他的譴責和聲討是理所當然的;二、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由于你父親的緣故,有這個家庭背景,同學們對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個人的出生家庭是不能選擇的,但每個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組織上匯報,說明你是相信組織的,組織上也就認真地告訴你,要和你父親的錯誤劃清界線,真誠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用自己的行動向組織和人民作一個滿意的回答。”鄧小平的一番話使蔣經國感到:鄧小平不但原則性很強并且很有人情味,是個值得信賴的人。


蔣介石與蔣經國


  在國內,對蔣介石制造的“中山艦事件”,以陳獨秀為首上海中央采取的政策不是給蔣介石以有力回擊,而是采取繼續退讓的政策,并向蔣介石表示是“誤會”,蔣介石當時也沒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分裂,他的真實目的是試探一下共產黨的態度,同時給政敵汪精衛一個下馬威,既然預期目的已經達到,更重要的是他當時的處境還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蘇俄的軍事援助,于是他趁機也說是“誤會”,立刻放了人,交還工人自衛隊槍械,并向蘇聯顧問團表示歉意。由于蔣介石反革命的真正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他玩弄的反革命兩面派的伎倆,人們一時還難以識破,既然他承認是誤會,并道了歉,消息傳到莫斯科中大,加上蘇共當局一心想拉國民黨加盟于共產國際,因而中山大學“討蔣”風波也就很快平靜下來。事后,蔣經國知道鄧小平把與他的談話向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書記傅鐘作了匯報,并批準了鄧小平的三條意見時,蔣經國對鄧小平更加肅然起敬了。


  中山大學的學制是二年制,由于國內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回國工作,鄧小平在中山大學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年底便奉命回國了。一個星期之后,當蔣經國得悉鄧小平已歸國,根據當時的組織紀律,他未能給鄧小平送行。


1927年,就在蔣經國即將畢業之際,蔣介石在國內發起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昔日在同一個戰壕里的國共兩黨立即變成冤家對頭。從同志、戰友的立場出發,蘇共無疑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并相應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在中山大學的國民黨學員全部遣送回國,蔣經國作為人質留在蘇聯。直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國共兩黨再度合作抗日,才由中共方面的努力,將蔣經國接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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